（一）

踏入泗縣時，麥浪正漫過隋堤的輪廓。風卷著運河水的氣息撞進鼻腔，我忽然怔在原地——腳下的土路沾著濕軟的泥，遠處通濟渠的波光里，老槐枝丫正篩落隋唐的光。

在此之前，我對這片土地的想象始終蒙著層霧。也許與對世遺的認知慣性有關吧，總覺得西遞宏村，粉墻黛瓦間藏著明清商宅的溫婉詩意；黃山奇崛，云海松濤中載著山水文化的千年積淀。而位于泗縣這處“大運河安徽段”世遺，也是安徽第三處世界文化遺產，在我此前的認知里，仿佛被歲月輕掩的古籍，只剩邊角的模糊輪廓。

也許還受到了地域標簽的暗示。淮北平原這片一望無際的大平原，常被貼上“質樸剛健”的注腳，我便下意識將文化蜿蜒的想象留給了皖南的煙雨巷弄；也許還是大運河敘事的慣性遮蔽——揚州的鹽商宅邸、蘇州的楓橋夜泊、無錫的運河碼頭……那些聲光璀璨的運河地標太過奪目，竟讓泗縣這段“活運河”成了記憶盲區。

直到鞋底陷進隋堤的土，掌心觸到通濟渠的水——1400年未斷的波痕漫過指縫，泗縣博物館里唐磚上的繩紋硌著手心，“千里汴河第一槐”的年輪里卡著船工的號子。原來這里是隋唐大運河通濟渠唯一活著的水脈，那些我以為早已風干的漕運煙火、商貿基因，正順著水波在當代流淌：渠畔抽水的農婦、浣衣的老嫗、游過鯽魚的溝渠，都在述說“歷史從不是標本，是呼吸著的日常”。

站在隋堤，看波光里晃著宋元帆影、明清炊煙，突然明白自己錯過的何止是一段運河？是江淮大地文明縱深里最鮮活的心跳，是“大運河”作為“活態遺產”的本真模樣。那些被偏見筑起的壁壘，在水浪拍岸聲中，碎成了光。

（二）

為了熨平過往的無知與偏見，我與陪同的朋友們約定：先循著通濟渠的水痕走，讓每一步都踩進歷史的褶皺里。車過皖北平原，麥浪與運河故道平行鋪展，恍惚間，隋唐的風正掠過車窗——那些我在典籍里摩挲過的“通濟渠”，真要化作腳下的水波了。

最先叩擊心門的，是通濟渠泗縣段的活態水道。站在隋堤舊址，風掠過“千里汴河第一槐”的枝丫，樹圍4.12米的古槐，枝丫間還纏著隋唐的月光。向導指著波光粼粼的水面：“這就是通濟渠故道，1400年來沒斷過水。”我俯身摸向河水，涼意沁入掌心時，突然讀懂“活態遺產”的分量——別處運河多是遺跡陳展，而這里，水波仍在哺育兩岸人家，溝渠里游著的魚蝦、岸邊浣衣的老嫗、渠畔抽水灌溉的大漢，都讓“歷史”成了呼吸著的日常。遙想隋大業年間，漕船滿載江淮糧米北上，船工號子撞碎汴河晨霧；宋元以降，瓷器、絲綢、藥材在泗縣碼頭集散，南商北賈的馬蹄叩響隋堤；即便到了明清，山西會館的商隊仍會在運河畔歇腳，把晉商的算盤聲融進泗州的漁火里……此刻水波輕晃，竟似馱著千年商聲與舟影，從歲月深處漫來。

泗縣博物館以及近處的宿州市博物館、淮北市博物館，成了歷史的開箱現場。展柜里，唐宋瓷器的裂紋還沾著漕運的潮氣，漢代磚石上的繩紋印著纖夫的掌紋，更不必說那兩艘保存完好的木質沉船的構件——當年它或許載著景德鎮的青瓷，在通濟渠的碼頭卸貨時，意外沉入時光的河底，卻為今天的我們留下最鮮活的漕運切片。有講解員指向一塊唐代界碑：“這是蘄縣界碑，標注著宿州到汴梁的里程，證明這里是通濟渠‘漕運節點’的鐵證。”我望著界碑上斑駁的字跡，突然覺得這片土地的“沉默”非常委屈：它不是沒有故事，只是故事都浸在水里、埋在土里，等著有心人彎腰打撈。

最讓我震撼的，是運河畔的山西會館遺址。青石板上的車轍印，深過平遙西大街的滄桑——原來晉商的駝隊不只在山西票號里周轉，還會在泗縣運河碼頭卸下茶磚、馱走淮鹽。會館殘垣間，仿佛仍能看見晉商與徽商在此議價，漕船老大與稅吏隔岸對飲，戲臺上的泗州戲唱著“水母娘娘沉泗州”的傳說，臺下南腔北調的商客聽得入神。這些散落的磚石、風化的匾額，都是泗縣作為“南北樞紐”的勛章，卻在太久的時光里，被我這類過客當成了普通鄉野舊筑。

離開時，暮色給運河鍍了層金。岸邊老榆樹上，幾只水鳥驚起，撲棱棱掠過水面——這畫面，多像古畫里“汴河晚渡”的留白。我突然懂了泗縣的“低調”：它從不是博物館里的靜態標本，而是活著的文明臍帶，把隋唐的水利智慧、宋元的商貿基因、明清的市井煙火，統統織進了當代人的日子里。那些我曾忽視的“尋常”，原是文明最本真的呼吸。

（三）

在泗縣運河畔的老碼頭遺址徘徊時，我總覺得那些嵌進石板的車轍、浸在水里的木樁，都在無聲訴說一段被低估的“搏斗史”。能確鑿判定的是：泗縣成為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活態遺產的“孤本”，既不是依仗天賜的地理偏心，也不是坐守祖輩饋贈的安穩，而是一代代泗縣人在水網與平原間、在樞紐與夾縫中，完成了一場超越環境慣性的文明突圍。

泗縣古稱泗州，翻開《泗州志》，淮北平原的水勢無常，先讓人悚然清醒：這座始設于南北朝時期的北周大象二年（580年）的古城，一直與“水”息息相關。至千余年后，也就是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左右，泗州城徹底、完好地投入湖中，“永為黿鼉之窟”，成為“東方的龐貝城”。

水，是考驗也是恩賜。隋唐前，這里只是淮水畔散落的漁村，直到通濟渠開掘，泗縣突然被釘在“南北漕運鎖鑰”的坐標上——北接汴梁漕糧要道，南連江淮賦稅樞紐，機遇如浪濤拍岸，可風險也如暗流洶涌。看那通濟渠故道的河坡，至今留著宋代“木岸狹河”的遺跡：先民們為防汛潰堤，在河岸打樁編籬、夯土固堤，把松軟的灘涂改造成“水上長城”；為讓漕船順利過閘，他們在隋堤旁挖減水河、建斗門閘，用最原始的智慧馴服不羈的水流。這哪是簡單的“因水而興”？分明是向老天爺借路，在泥濘與風浪里蹚出文明的河道。

泗縣人的選擇，比地理突圍更驚心動魄。當通濟渠的水波漫過隋堤，他們沒有把運河當“躺贏”的資本，而是主動把自己拋進南北交融的激流。就像古運河畔那棵“千里汴河第一槐”，樹根纏著唐代纜繩的殘片——當年船工把纜繩系在槐樹上卸貨，樹便成了漕運的見證者。更不必說山西會館里的晉商足跡：明代晉商馱隊初到泗縣，發現這里是淮鹽北運的中轉站，便在隋堤旁搭起草棚收鹽、制茶，把泗縣當作“中原茶倉”；清代徽商循著漕船而來，在運河碼頭開起錢莊、當鋪，讓泗縣成了“皖北小蘇州”。這些外鄉人的闖蕩，何嘗不是泗縣人胸襟的映照？他們敞開隋堤的懷抱，讓晉商的算盤、徽商的筆墨、浙商的舟楫，都在運河水畔燴成文明的盛宴。

最讓我動容的，是普普通通泗縣人與運河的生死相依。泗縣博物館里，那尊“鎮水石獸”藏著四代人的守護：20世紀60年代，老中醫崔孟銘為護石獸，連夜把它埋進后院，叮囑兒孫“這是運河的魂”；2018年，崔家后人捧著石獸移交博物館時，石面上還沾著崔家菜園的泥土。這哪里是一尊石獸？分明是泗縣人刻進骨血的“運河信仰”。就像通濟渠故道旁的護河人，清晨撐著木船撈浮萍，午后坐在隋堤講“水母娘娘沉泗州”的傳說，傍晚守著碼頭等歸帆——他們不是在“保護文物”，而是在延續一種與運河共生的活法，把歷史熬成了日子，又把日子釀成了歷史。

站在隋堤最高處，看通濟渠的水穿過現代橋洞，流向遠方的稻田與村落。我突然明白，泗縣運河的魂魄，從不是博物館里的靜態標本，而是一代代人在“水患與水利”“樞紐與過客”“守護與生長”間的掙扎與和解。他們沒有躺在“世遺”的桂冠上酣睡，而是把運河當成血脈，在搏斗中讓文明活了下來。這種活法，恰似古槐新抽的枝丫，蒼老里藏著倔強的新生。

（四）

運河水拍打著隋堤的青磚，千年未歇的濤聲里，突然夾進了近代的驚雷。泗縣人捧著“活運河”的火種趕路，卻在時代的急轉彎處，嘗到了理想與現實錯位的酸澀——義無反顧的堅守，未必能錨住文明的航向，尤其當浪潮裹挾著舊秩序一起退去時。

隋唐大運河開通之后，運河岸邊的一些碼頭及舊城因運河的航運而迅速發展與繁榮了起來，通濟渠，更是連接黃河文明與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動脈。當時，通濟渠兩岸的城鎮商業繁榮、店鋪林立，當年泗縣之繁榮不言而喻。

明清以降，海運勃興、政治中心轉換如利刃破風；而漕糧改道、商路北移，更讓通濟渠的漕船不再如織；黃河奪淮的水患，讓通濟渠南段淤塞成灘……泗縣碼頭的千帆競發，漸成斷垣殘壁上的褪色畫稿。就連泗州古城，于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沉入洪澤湖底后，此后300多年間，黃河不斷涌來的泥沙，最終將古城掩埋得不見了蹤跡。至20世紀中期，泗州城淤墊的厚度已經有五六米。直到后來，洪澤湖水位有所下降，沉睡300多年的泗州城才顯露出來。

當“運河樞紐”的光環徹底黯淡。隋堤旁的駝鈴商隊、碼頭糧棧，成了白頭老嫗的閑話、農人煙袋鍋里的余燼。泗縣人突然發現，祖祖輩輩依水而生的活法，在蒸汽時代的巨輪前，竟如飄搖的漕船帆影。

泗縣人愛運河，愛到刻進骨髓；泗縣人依賴著運河，太熟悉與運河共生的活法。這種愛和依賴過于沉淀，反而讓泗縣人在變局中失了先手。明清時，運河畔的作坊只做漕船急需的纜繩、風帆，手藝傳了十幾代，卻沒人想過給蒸汽船造零件；往來的商人們走遍大江南北，卻在近代的文明叩門時，只能望河空嘆。

就像喬家后人守著深宅，泗縣的“運河工匠”守著隋堤，把祖先的智慧捂成了隔絕新風的棉被。我在這里聽老藝人唱“拉魂腔”泗州戲，百年前曲目曲調，仍是“漕船過閘千帆舉”，可臺下年輕觀眾的手機屏幕，正亮著勁爆歌曲的界面。這里的經濟，金絲絞瓜與山芋堪稱“雙星閃耀”，是“中國金絲絞瓜之鄉”“中國山芋之鄉”。可農業大縣，往往不是經濟強縣……

暮色中，隋堤的風卷著麥香與水汽，掠過靜靜的運河、沉默的碼頭。那些浸在水里的木樁、河堤兩岸的青草，都在無聲訴說：那個曾經無比輝煌的泗縣。

（五）

隋堤的霧靄漫過千年漕道時，我忽然聽見新的濤聲——不是漕船的櫓槳拍水，而是文明基因在時代潮頭的覺醒。當歷史的巨輪碾過陣痛，那些浸在水里的根脈，正借著新時代的天光，抽出新生的枝丫。

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，泗縣段“活運河”的標簽突然成了聚光燈。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建議與討論的藍圖鋪展，泗縣人握著“唯一現存活態水段”的王牌，終于在時代變局中找準了方位。

地方政府保護故道時，保留了那“原生態河灣”，蘆葦在隋堤下搖曳，水鳥掠過水面時，驚起的不只是魚群，還有這片土地熱氣騰騰的生機。

運河的重生，從不是少數人的獨角戲。故道旁，有每天圍著通濟渠，手機里照片都是這里一絲一毫細微變化的解說人；當地年輕藝人，用泗州戲的唱腔講說新時代的故事，成了短視頻里的流量密碼。這些身影，多像當年沿著通濟渠求生存的河工與船民——只是這次，他們不是背井離鄉找生路，而是守著運河創未來。當地人講述大運河的故事時，眼神亮得像當年運河的星火。

站在古運河的觀景臺，我突然懂了“活態”的真意：運河從不是博物館里的標本，而是能呼吸、會生長的文明母體。就像通濟渠故道的水，既灌溉著千畝稻田，也潤澤著文旅產業；既托著非遺工坊的木船，也載著研學團隊的笑聲。

夏風吹過這片土地，田埂畔的野花彎了腰；暮色四合，運河水仍在靜靜流淌。這段古運河，載著星斗，也載著無數代人的悲歡與熱望。我知道，此后再想起泗縣，“抱愧”會化作更謙卑的注視——注視一條河如何邁過千年，悠悠流淌，注視一群人如何把文明的火種，燃成照亮未來的光。

■ 文/李家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