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微信朋友圈轉發一些自己的文章，馮斌叔不但每則必贊，還轉發到“家在馮塝”家族群，附上洋洋灑灑幾百字的推介語。暑假回鄉，我特意去看望馮斌叔，他頭發烏黑，聲音洪亮，完全看不出已經七十出頭，時光在他身上絆住了。跟馮斌叔聊天，不由得想起了過去多年的事。

上世紀60年代，馮斌叔是村里唯一讀過縣城中學的人。

縣城在南，馮塝在北，步行有七八十里路。這條路穿過武昌湖最窄的水面，三四里地，可以乘渡船。冬天水退了，湖底露出茭白的莖稈——吾鄉稱之為高禾。遍地密匝匝的高禾，上學路，能經過這樣好玩的去處，應該不累了。那里面藏有多少水鳥呀：鸕鶿，白鸛，天鵝，白鷺，花臉鴨。

馮斌叔讀了七八年書，最后還是做了農民。讀書最后一年，餓得睜不開眼，再不回家命就沒了。回家填飽了肚子，卻永遠失去了讀書的機會。人的一生就這樣被潦草地改寫了。

馮斌叔怎能甘心做農民，一時間整個人皺縮著，無法舒展。急煞家中長輩，這書讀多了果然不好，于是延請郎中為他診治。郎中來了，很普通的中年漢子，跟鄉民一樣，皮膚黃黑，也抽水煙袋。只是說話腔調有點不一樣。鄉民說話節奏快，話短；這郎中像是念過古書，拖長了聲調：我號了你這個脈象細滑啊脈感圓潤，看你這臉色和舌苔八成是月事失調。

“你說什么？”

“我說你月經不調。”

郎中說罷，出門便走，像煙散在風中。

馮斌叔留在堂屋里，始而驚訝，繼之大笑。

憂郁癥就這樣被一句話治好了。原來這世上還有這樣的學問，好玩。馮斌叔越想越覺得有意思。也是機緣湊巧，那時農村缺醫少藥，“必須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”，這股風潮再一次改變了馮斌叔的人生。

吾鄉地處皖江岸邊，是血吸蟲疫區。根除血吸蟲，治療常見病，是鄉村醫生的職責。鄉鎮醫生人手不夠，一些讀過初中的青年，經過短暫的培訓上崗，成了村級醫療人員。他們亦農亦醫，或是白天務農，晚上替人看病，稱為“赤腳醫生”。馮斌叔就做了赤腳醫生。

這是我記事之前的事，偶爾從母親口里聽到的零碎片段。我能記住馮斌叔時，他已經是一名成熟的赤腳醫生了。關于赤腳醫生，寫過《紅星照耀中國》的斯諾，在《漫長的革命》一書中有詳細的解釋：“他們在衛生學校或醫院附屬學校接受三個月的訓練（西醫和針刺相結合）后，回到公社在當地衛生院的輔導下工作一個時期。然后再回來接受三個月的訓練。小病由他們在病人家里或生產大隊的衛生所給以治療；比較嚴重的病號送到公社的衛生院。現在只有疑難重癥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醫院去。”那是他1970年最后一次來中國時的記錄，當時赤腳醫生正好是中國社會的熱詞。

上學之前，我對馮斌叔的記憶是冰冷的玻璃注射器，尖尖的金屬針頭。在昏暗的醫療室里，玻璃和金屬的光澤更顯凜冽。

母親說，這針沒有針頭，不痛。然而每次打針前，為了排出針筒中的空氣，馮斌叔都要朝空中推出一段藥水，針筒前方亮亮的一條線，揭示了針頭的存在。

母親又說，這是給別的小朋友打針。可是馮斌叔終于站在我身邊，他的手在我皮膚上擦過棉球，指尖輕輕撩起一陣涼風。這帶著酒精味的涼風，在嬌嫩的皮膚上輕輕刮過，不亞于萬頃波濤從海面上升起。

人長大之后不知要經歷多少真實的和隱喻意義的驚濤駭浪，但那時的人早就皮實了，能自如應對；一個孩子，在母親懷里，面對這種無力抗拒的微微的涼風，早就魂飛魄散。那遲遲不扎進皮膚的針頭，那長久的絕望的等待，伴隨著涼風和皮膚痙攣的記憶，永遠留在腦海里。多年以后讀到但丁《神曲》某些驚悚的描寫，我眼前浮現的還是在涼風中肌肉痙攣的畫面。母親說，每次打完針你眼睛都瞪得老大，圓溜溜的眼淚滾出來，也不出聲，就是特別傷心，覺得被媽媽騙了。我不記得這些，我只記得很多時候，打針并非我不能忍受的痛，而是皮膚上的涼風讓我對即將到來的痛楚感到深不可測的恐懼。

第一次對死亡有恐懼感，也跟馮斌叔有關。

那時我約摸七八歲了。成天野地里瘋玩，有天無日頭——鄉民口語，比喻不管白天黑夜——那個年齡，哪里知道什么生死。

有天晚上，一群伯叔在我家閑聊。那是初冬時分，煤油燈亮堂堂的，大人說的話我并不懂，但覺小小的空間里，溫暖、明亮、喧鬧，這便是好的。外面風吹枯葉，遠處有狗在叫。我希望他們永遠不要散場，讓我在他們高一聲低一聲的聊天聲里暖暖地睡著才好。

突然有人打門。進來一個年輕人，鄰村的，一臉驚慌，找馮斌叔。說，遠洋的老婆大出血。你快過去看看。

一群人像風中的葉子飄散開去。屋子里馬上就空蕩蕩，冷清清了。父親母親收拾茶盞，壓低聲音說話，讓我恐慌。遠洋的老婆，我應該喊嬸嬸、姑姑還是舅母？我想起來人說“大出血”三個字時緊張、神秘和隱晦的樣子，我知道血就是生命，出血是危險的事。我希望馮斌叔趕緊跑過去，不然，她的血就要流光了。她會不會死去？

我第一次感到人是要死的，小小的心縮在一起。冬夜窗戶縫隙吹進來的寒風，帶著不容置疑的堅決而陰冷的氣息，將剛才的溫暖吹得干干凈凈。

過了好一陣，我對母親說：“我難受。”我知道自己想說的是“我害怕死亡”，但要對著母親說出來，跟她討論“人都是要死的”這種嚴肅的問題，我沒來由地覺得難為情。

母親說，不怕，不要難受，快睡吧。

后來，遠洋的老婆沒事，健康地活著。馮斌叔怎么處置的，就不是我能關心的事了。

上小學時，夏天晚上在室外乘涼。涼風輕輕吹在耳畔，我仰躺在竹床上看著像青石板一樣的天空上閃閃的星。馮斌叔過來坐在竹床邊上。你在看星星？你知道星星的光是多少年前就發出來的嗎？

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。難道不是正在發出來我就看到了嗎？就像手電筒，我一按開關，它就亮了。

馮斌叔笑了，他開口之前都是呵呵笑兩下，這樣說話的氛圍就輕松很多。他說，手電朝遠處照，一下就照亮了前方，那是我們一眼就能看到的遠方。往天空照，如果它的能量足夠，光也會走很長時間，遙遠的星星上如果有人，他要等待很久才能看到你的光。

我一下坐了起來。我每天夜里看到的星光是幾天前甚至幾年前發出的光？我按動手電按鈕，向天空照過去一束光，光線很快散淡，消失在鄉村的暗夜中。我第一次對澄清的夜空產生了懷想，那里也有人用手電照地上的人嗎？他是誰？在竹苗、順平、潤生這些伙伴之外，光照到的地方，還有多少陌生的伙伴啊。

父親看我寫完暑假作業無事可干，就手抄了三百條成語，每個成語的解釋也用四個字解釋，讓我記誦。如今成語和那些簡潔的解釋多已忘記，只記得一句“一舉兩得，屙尿滴麥”（吾鄉方言，“得”讀作dia，“麥”讀作mia）。聽說我在背成語，馮斌叔問，成語是幾個字？

當然是四個字啊。

也有三個字、五個字、七個字的。他的話又一次讓我感到新奇。接著他說了一個三字成語，“莫須有”，也不解釋，讓我自己去查詞典。我沒有成語詞典，這三個字像三塊砂石硌了我很久。

上初中時，爸爸給我買了一本商務印書館的《袖珍英漢詞典》，綠色的封皮，紙張又白又細。有一天放學，我經過一塊菜地，豌豆苗長得正盛，嘴里不禁念叨起“豌豆苗”三個字，覺得音節特別柔滑，心想，那英語怎么說呢，于是坐在地頭，翻開了這本小詞典。Pea seedling，讀出這個音節時，覺得好生奇怪，那似乎是一個全然不同的事物。那些遠在幾萬里之外的人，怎么會將“豌豆苗”念出如此輕銳婉轉的聲音呢。

濕潤的春風吹過田野，腳下的青草汁液飽滿，一個小男孩坐在莊稼地里，翻一本綠色封皮的小書，菜粉蝶在陽光里飛舞，他找到這個世界上的另一種聲音，陷入了沉思。

這個鏡頭其實是被馮斌叔反復刻畫之后定格的。說到我小時候讀書用功，他便舉出這樣一個例子來。我早就忘了。我也許只是走累了隨便在地頭一坐，或者就是這本小書太可愛了，隨手翻翻而已。

馮斌叔說，我走過大路，聽到小路上你在讀書。聲音不大，但曠野里除了春風和菜粉蝶，也沒有別的聲音。“我沒聽錯，你念的就是Pea seedling，Pea seedling，那時豌豆苗正在抽芽呢。”

離開家鄉三十多年，我和馮斌叔的交集不多，但在“家在馮塝”群里，包括在真實的故鄉，他是我最想聊天的人。馮斌叔當了二十多年赤腳醫生，到他醫療室看病的人遠遠超過了區醫院。五十歲出頭時，縣里將他作為特殊人才調到區醫院做院長，轉為國家干部身份。

退休后，他在集上開了一家大藥房，仍然從清晨忙到天黑。有一點空閑，他就翻看雜志。聊天時，我隔著藥房的柜臺望過去，是《中國實用鄉村醫生雜志》《中國藥學雜志》一類專業期刊。他在村子里的醫療室轉給了兒子。兒子讀過醫學院，回到村里，又是一位響當當的馮醫生。

馮淵